2018年5月9日，马来西亚第14届全国大选的选举结果，促使该国建国以来出现了第一次政党轮替，执政60年的国阵政府被马哈蒂尔所领导的希望联盟（Pakatan Harapan）政府所取代（以下简称希盟政府），引发外界的高度关注。然而，2020年2月底，希盟政府在执政不到22个月之后，由于执政的一些国会议员与在野党阵营合作，导致该政府垮台，被当前慕尤丁任总理的国民政府所取代。
为总结和审视“509”大选两年以来马来西亚民主政治的经验与不足，并对未来趋势加以展望，5月9日，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校友会、马来西亚东方日报、中国华侨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“‘509’大选二周年：马来西亚民主化的经验与前路”线上研讨会。研讨会邀请来自中国和马来西亚的专家发表见解，同时也与线下展开互动。受邀专家分别是中国华侨大学马来西亚研究中心主任钟大荣，马来西亚国会上议员、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全国政治教育局主任、马来西亚希盟政府时期的前国防部副部长刘镇东，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助理教授潘永强，马来西亚雪兰莪州资讯科技与电子商务理事会执行长杨光斌。
马来西亚民主政治发展并未“终结”
首先，如何整体评价希盟政府的“功与过”，与会专家一致认为，希盟政府虽然带来不同领域的改革，但也存在不少问题。在改革方面，如希盟致力于清理公共部门的资源浪费问题，提升了马来西亚在2018及2019年的国际透明组织贪污印象指数。而希盟政府存在的问题主要有，花太长时间制定法律以使他们的改革无法永久生效；希盟四党（公正党、行动党、团结党和诚信党）的部长倾向于各自为政，缺乏沟通及制定有意义的政策；希盟领导并没有成为更好的技术官僚者与管理者；时任总理马哈蒂尔则缺乏新思维，继续以20世纪80、90年代的思想，来回应当下马来西亚民主社会的课题。总之，希盟在那21个月里，并没有完全执政，只是掌握了一些政府部门。尽管有不少部长在岗位上努力，表现不俗，最终仍难逃崩盘的命运。
钟大荣认为，虽然希盟政府因为2020年2月“喜来登政变”而倒台，但这不意味“509”改朝换代是毫无意义的。他形容，马来西亚的民主进程不是直线式发展，而是螺旋式地进步。民众或公民社会觉得好像又回到原地，但如果以长远来看，螺旋式的过程，应该是进步的，只是因为大家身在其中，所以这种螺旋的发展让人以为只是在转圆圈。钟大荣表示，回顾希盟在20多个月的执政，总体是有进步的，而马来西亚本身的政治发展，也把很多不可能的神话打破，成为现实。此外，希盟政府的仓促垮台，也不能代表马来西亚民主政治发展的“终结”。尽管马来西亚从前积极推动两线制，酝酿出替代阵线，以求打破国阵独霸天下的僵局，但目前这条界限却越来越模糊，多党合纵连横的情况，或许会成为马来西亚政局的新常态。
作为希盟政府曾经的内阁成员，刘镇东认为，希盟执政时，没有抓紧民主转型的契机，反而让马哈蒂尔和安瓦尔的“总理交棒课题”占据大多时间，导致在野阵营趁机煽动族群情绪。潘永强认为，希盟执政后，忽略了政权轮替并不代表前朝政府党国体制（国阵）的瓦解。保守力量也尚未退出政治舞台，而希盟后来的垮台，则揭示这股旧势力自我修复，顺利反扑。他表示，希盟当初未能统合及重组各领域阶层，例如军警、公务员、宗教组织、农民、商界乃至华教等，建立足以维护民主政权的“新社会同盟”，提出全新的执政论述。新兴民主政权是脆弱的，必须要有这些社会力量愿意共同维护，它才会稳固。
特定族群政治生态下的“政治跳槽”问题
马来西亚国、州议员投向其它阵营的“政治跳槽”，导致州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的垮台，是这几年马来西亚民主政治发展最夺人眼球的政治现象之一。马来西亚国民政府现任总理慕尤丁原先是希盟政府的内政部长，与马哈蒂尔同为团结党领袖。2020年2月底，慕尤丁以党主席名义宣布团结党退出希望联盟，与在野的巫统、伊斯兰党、砂崂越政党联盟以及从公正党出走的一些国会议员，达成政治合作，组建国民政府。
比起以往个别议员的“政治跳槽”，土团党全党是次的“政治跳槽”更具杀伤力，这也是希盟政府垮台的导火索。与此同时，也引起多个州政府易主。在提问环节被问及为何马来西亚目前还没有反跳槽法。潘永强认为，马来西亚宪政体制其实能够处理议员跳槽所造成的议会不稳定，即透过解散议会，触发选举，还政于民。但因为某些阻力，包括国家元首没有同意解散国会，导致宪政机制无法有效处理政治僵局。刘镇东进而认为，民众反对的其实是在社会政治治理中出现的阴暗问题。因此，与其期待反跳槽法成为解药，不如去探究议员跳槽的原因，是否具有正当性。钟大荣认为，在马来西亚特定的族群政治生态下，议员跳槽不单是政党政治课题，也关系到文化和族群。他表示，一些议员跳槽，是因为他们觉得另一个领袖或政党才可以保护他们的族群，这不只是出于政治目的。回首希盟上台之初，巫统议员也频跳槽至团结党。
聚焦公民社会的成熟与投入程度
在展望马来西亚未来民主政治发展方面，专家们认为公民社会的成熟与投入程度至关重要。他们强调，在马国的民主进程中，民间组织应摆脱洁癖，投入建设工作，而非纯粹扮演旁观者，以局外人的角度批评政府。刘镇东认为，如果完全只是看戏旁观，掉入一个旋涡，没有政治平台和工具，就不会有公民社会可以参与的空间。潘永强认为，若民间组织还是维持从前的姿态，倾向尖锐地监督和批判，会使得刚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权和制度，缺乏巩固的力量，这可说是角色上的错位，这也是大家需要审视的。新兴民主政权是脆弱的，必须要有这些社会力量愿意共同维护，它才会稳固。钟大荣表示，马来西亚未来民主政治发展，有两个现实要认清和厘清，即已有现实和未来现实。已有现实就是族群和宗教问题，未来现实就是公民社会成长问题。杨凯斌认为，马来西亚民主化的前路，势必要与马来中产阶级、宗教界领袖等群体对话，施政上也须符合年轻人所期待的生活方式。杨凯斌最后补充道，马来人中产阶级或宗教界领袖，若放到美国的脉络下来看，就是属于保守党与共和党的选民性质，而非民主党。但这群选民宗教和经济并重，甚至更加拥抱科技。
(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网)
